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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台灣天光？　謝清志

　　我一生被定位為工程科技人員，深知所學有限、知識無止境，所以很少會因參與一件工程、辛苦努力完成，而覺得自己了不起；因為，每件工作，無論大小，都不是我自己一個人能力可單獨完成的。

　　生活、學業，或事業上，如果有進步與成就，常常是因既存的外在誘因，加上些許的運氣所致；不進步，或失意時，大多又是因自己的努力不夠，也怨不得他人。

　　這本《謝清志的生命振動》一書，你即將發現，我謝清志跟許多人一樣，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生命個體（菜市仔命）；我的生命因起落而生振動，就像一個被擲在地上的籃球，落地反彈，彈高又落地，上下振動，直到力道消失才靜止。

　　我參與過不少國內外工程科技計畫，每當計畫成功執行完成，身為團隊成員之一的我，得到的褒獎常是一頓慶功宴，有時外加一張感謝狀。感謝狀拿回家掛在牆上，驕我妻及兒女，怡然自得。

　　然而，二○○一年後，我有幸參與的「南科高鐵減振工程」，結局卻和以往大大不同，所造成的振動特別劇烈，振幅之大，力道之猛，幾乎令我差點倒地不起。

　　就因靠著大家的扶持，還有老天的幫忙，我終能轉危為安。真是要感謝天，感謝地，感謝大家！

　　這次的結尾很不一樣，我心已不再憤恨不平，相反地，感覺較以往獲得更多，也更有意義。因為，除了工程科技知識的增進外，我還有了新的學習：（一）親情與友誼間的生命對話及告白；（二）牢內牢外的生活感受；（三）檢調人員、公訴人、被告、證人、律師及法官等司法制度上的角色定位與運作。

　　這一趟，我身歷其境，一舉數得，不能說值回票價，卻真的不虛此行。

　　當一個人失去自由，被隔離於社群之外，不能與親人、朋友聯絡，與外界音訊全無時，其情境與死亡相近，有的只是「短暫」與「永別」之分。朋友們，會因此惋惜、同情、憤怒；親人們，則是不捨、失望、絕望、懊悔；但他們無邊的等待，只會讓關心與營救更加無力，有時更是換來自責。同樣地的境遇，也會發生在被隔離的人身上，虧欠、無助、無奈，還有想向親人訴說的衝動，使得他因此說出平常說不出口的話語。這難得的經驗，我願意與大家分享。

　　我的生命因這五十九天的牢獄生活而增添不少「禪意」。進牢前，渾然不知坐牢這回事；在牢裡，無論如何掙扎、聲嘶力竭，外面親人則完全聽不到。

　　剛開始，鬥志昂揚，但度日如年，信心也逐漸動搖；本來從未發生的事情，竟然經不起檢方多次訊問，我也懷疑起是否真的發生過！漸漸地，我開始相信那是曾發生過的，繼之，我竟會在訊問者的刻意操作下，深信不疑地認為我確實做了那些不法的事。要說這就是「催眠」、「洗腦」，都十分貼切。

　　二千多年前，曾參這位中國春秋時期的學者，連殺雞都不敢看，但他的母親在聽別人說了三次「曾參殺人」的傳聞後，竟也緊張得懷疑起「曾參確實殺了人」！在牢裡，我終於體會這二千多年前的心理學問題，因為在那裡「曾參殺人」的戲碼每天都在上演。

　　我們天天聽「法律人」說，犯罪事實要有證據，而要能證明犯罪的證據，必須要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才可 (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同時，要指控被告有罪，舉證責任在檢方，而不是被告。所以，在檢方舉出證據，在法官宣判以前，被告理應被視為無罪，這就是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及「證據裁判主義」。

　　不幸的是，台灣檢察官所寫出來的起訴書，幾乎都是以「合理的懷疑」（並不是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來包裝編撰一個犯罪的故事，而被他們用以來佐證這個編撰故事的片面資料，錯誤百出，也就屢見不鮮！

　　然而，這個含有編撰犯罪故事的起訴書，就是承辦法官在正式開庭前，先收到、先閱讀的東西。可想而知，打從第一次開庭時，許多法官在心理上就已覺得被告有罪，蒞庭審判時反倒要聽聽你這「罪犯」如何證明自己無罪！我十分懷疑，究竟有多少法官在審理過程時，會提醒自己堅守「無罪推定原則」及「證據裁判主義」？

　　這二年來，我的團隊與律師們就是夜以繼日地努力找證據，為的就是要證明我的無罪；本來，檢察官應負舉證來證明被告有罪的，現在卻變成我這個被告必須舉證來證明我無罪，多麼荒謬！

　　這就是民主後台灣今日的司法現況。有人說，台灣已經「天光」了，但這樣的檢調系統，卻又令台灣烏雲密布！

　　而我個人，以五十九天的牢獄，我與其他九位被告，也以近二年來的煎熬，見證了這樣深刻黑暗的現況。

　　最後，我必須感謝在這段期間給我愛與溫暖、信任與鼓勵的親朋好友，我銘記五內；本書若因內容需要而必須提及您因而帶給您不便，也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