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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想像一下，一個稍微不同的妳從房間另一頭走來，與妳四目交投，用妳的聲音跟妳打招呼。妳發現，她和妳同年同月同日生，有相同的過敏症狀，舉手投足的神韻相仿，連笑起來都是一個樣。端詳著她，彷彿凝視自己的雙眼，從另一個人的角度審視自己。這個和妳一模一樣的人，擁有和妳一樣的DNA，基本上就是妳的翻版。

　　我們不需要想像。襁褓時期，我們就被不同的家庭收養，扶養長大，直到三十五歲發現我們是雙胞胎，才首度重逢。

　　努力適應真相之餘，我們自然而然記下共同的發現。重逢的頭三個月，我們通了上千封電子郵件，比對彼此最愛的電影、書籍與食物。很快我們就發現一些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但也有驚人的差異。

　　深入瞭解彼此的同時，我們不免開始研究「先天遺傳抑或後天教養」的影響。我們想知道哪些個性是基因造成的，哪些又是環境所形塑。

　　我們原本的想法很單純，只是想記下重逢的始末，後來卻演變成一個讓我們聚首兩年的計畫。我們一起探查了原生家庭的背景與當初拆散我們的原因，結果發現領養機構不堪的內幕。令人沉痛的是，不是命運或環境拆散了我們，而是一個大家早已揚棄的理論—雙胞胎對孩子與家庭都是負擔。有段期間，一群祕密研究同卵多胞胎的研究人員追蹤我們，以及其他硬被拆散的雙胞胎與三胞胎。

　　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雙胞胎故事描述失散雙胞胎的重逢，例如文學名著《乞丐王子》（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與經典電影《天生一對》（The Parent Trap），情節都在探討我們對本性的好奇。這類歷久彌新的故事都在問一個問題：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原因是什麼？

　　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英國人類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於一八七五年率先進行雙胞胎研究，此後科學家的好奇一直不減。高爾頓比對過一些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胎後作出結論：「先天遺傳的影響遠大於後天教養。」從此，擁有相同DNA、但在不同環境中成長的同卵雙胞胎，便成為研究人員探索「先天抑或後天」的目標。二次大戰期間，門格勒（Josef Mengele）在納粹集中營對雙胞胎作了慘絕人寰的實驗，之後這類研究驟減。大家普遍認為行為並非天生，甚至認為這種想法帶有種族歧見。

　　如今，多數領養機構禁止拆散雙胞胎，認為這可能造成不良影響。曾以《雙胞胎》（Twins: And What They Tell Us About Who We Are）一書獲得普立茲獎的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估計，全球重逢的失散雙胞胎不到三百對，不過其際遇大多與我們不同：由具血緣關係的親人撫養，知道自己有孿生手足，或者彼此已聯繫多年。

　　從超音波掃瞄，可以看到雙胞胎在子宮裡，時而親吻相擁，時而拳打腳踢。顯然，雙胞胎打從娘胎便密不可分。然而，我們雖在娘胎共處了九個月，三十五歲重逢時，卻是不折不扣的陌生人。

後記

小說家　鍾文音

　　每個人的背後都拖帶著一個世界。

　　這是一本好看又吸引人的真實故事，藉著動人的自剖回憶與對話，不斷地追蹤血緣身世，步步扣緊我們跟著急迫想要解祕的心。

　　最後，讀者也跟著理解到：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內在也都有個「虛影人生」，只是有的人的「另一個我」是真實存在，有的人的「另一個我」是假面存在。

　　真實與假面，都是我們的孿生姊妹。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另一個「失落的我」，然後想要和「另一個我」合而為一。

　　這雖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真實故事，卻也帶給我們另一個深刻的啟示：在人的表面下，人的內在是複雜性與多重性。

作家∕精神科醫師　王浩威

　　在門診裡，一位向來只是靜靜拿藥就匆忙離開的個案，忽然表示想多問幾個問題。看著他比平常更加焦慮的表情，才知道原來是他同卵攣生的兄弟又被送住院了。雖然弟弟是在遙遠的另一個城市，離異的父母和姑姑陸續打來的電話，也沒人要他返鄉幫忙，他卻總覺得自己應該要回去一趟。他說，他自己知道在逃避，包括一直找理由推掉任何必須更接近故鄉的升遷機會，只因為面對日益衰頹的另一個自己，除了無限的無力感，還有更多不可理解的罪疚。

　　我是在他二十七、八歲時，我開始成為他精神科門診的主治醫師。他的前一位主治醫師退休時，將他轉介給我，說，好好照顧吧，活得十分辛苦的一位個案。在更早以前，十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上大學的第一年，他弟弟第一次發病了，完全典型的妄想型精神分裂。就像這本書《孿生陌生人》所引述的，目前的精神醫學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同卵雙胞胎一人得精神分裂病，另一人得到的機會是四○％到六○％（其實有些研究的數字更高）。他很早就知道了。從此，自己的神智可能隨時失控，像弟弟一樣的宿命，仿如遭詛咒般無法走出來。他主動要求抗精神病藥物，一類原本只有精神分裂、妄想或躁症才吃的藥物。他寧可習慣藥物帶來的嚴重副作用，也不願讓自己有失控的危險。他甚至漸漸不談戀愛、不去狂歡，也不享受任何冒險，因為這一切快樂都伴隨著失控的危險。就這樣，他已經四十歲了。即使是精神分裂病易發的年紀已經漸漸過去，他還是不願減藥。

　　任何人如果對精神醫學或遺傳學稍有涉獵，必然知道在精神疾病的研究學術殿堂裡，攣生研究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從二十世紀初的佛洛依德理論，到六○年代後全面取代的生物學取向的精神醫學，父母有一方生病的攣生子，一直都是被廣泛研究。從天主教傳統（教會完整地登錄所有生老病死的資料）的北歐，一直到二次戰後的美英等國，科學研究者愈來愈好奇精神疾病的先天和後天究竟怎樣扮演各自的角色，又是怎樣互動的，當真理的渴望愈來愈強烈時，個人（病人及病人家屬）的尊嚴都是不知不覺地被冒犯了。科學以真理之名，不知不覺地成為一種友善但法西斯（friendly fascism）的踰越了。

　　在《孿生陌生人》裡，兩位孿生姊妹作者說出她們自己剛剛發生的故事。真實往往比虛構還更傳奇。這種讓人瞠目咋舌的真實故事，其實是讓所有奉科學為真理的人都該停下來省思的：究竟，我們是否不知不覺地忘記了研究對象的生命感受？

　　在這本書裡，除了傳奇的迷人和科學倫理的省思，其實，單單關於孿生兄弟姊妹的描述，就教人大開眼界了。這是一本難得的動人好書，不管是人文還是科學的角度。